管仲和孔子是同一時期的人物嗎

時間 2021-08-11 16:34:15

1樓:牛牛要努力變強

孔子(公元前551年9月28日―公元前479年4月11日),子姓,孔氏,名丘,字仲尼,春秋末期魯國陬邑(山東曲阜)人,祖籍宋國慄邑(河南夏邑),中國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,儒家學派創始人。

管仲(約公元前723年-公元前645年),姬姓,管氏,名夷吾,字仲,諡敬,潁上(安徽潁上縣)人,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、哲學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,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,周穆王的後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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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之風,倡導仁義禮智信。有**三千,其中賢人七十二。他曾帶領部分**周遊列國十三年,晚年修訂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經。

孔子去世後,其**及再傳**把孔子及其**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,整理編成《論語》。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。

孔子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,在世時就被尊奉為“天縱之聖”“天之木鐸”,更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、至聖、至聖先師、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、萬世師表。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,其人被列為“世界十大文化名人”之首。

管仲整頓行政管理系統,將國劃分為21鄉,士居15鄉,工居3鄉,商居3鄉,分設3官管理。所謂“伍其鄙”,就是將鄙野(國都之外的廣大地區)分為5屬,設立5大夫、5正官分管。屬下有縣、鄉、卒、邑4級,分別設立縣帥、鄉帥、卒帥、司官管理。

整頓行政系統的目的是“定民之居”,使士、農、工、商各就其業,從而使部落的殘餘影響被徹底革除,行政區域的組織結構更加精細化,並且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。

2樓:cynthia的戰爭

不是一個時期的人。

孔子 生卒年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―公元前479年4月11日,為春秋時期的末期,子姓,孔氏,名丘,字仲尼,祖籍宋國慄邑(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),生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(今山東省曲阜市)。

管仲生卒年為公元前719-公元前645年,為春秋時期的早期,姬姓,管氏,名夷吾,字仲,諡敬,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。被稱為管子、管夷吾、管敬仲,潁上(今安徽省阜陽市潁上縣)人,周穆王的後代。

其二人雖同樣生活在春秋時期,但相隔年代較遠,一個為春秋時期的早期人物,一個味春秋時期的末期人物。

3樓:杉下明哲

都為春秋時期人物,但管仲是春秋前期,孔子春秋末期

孔子對管仲的評價

4樓:匿名使用者

孔子對管仲的否定性評價,主要表現在“儉”與“禮”兩方面。

從“儉”方面來分析

《論語》載:“或曰:‘管仲儉乎?

’曰:‘管子有三歸,官事不攝,焉得儉?’”所謂三歸,按照清人郭嵩燾的解釋,即為市租。

“所謂三歸者,市租之常例之歸之公者也。桓公既霸,遂以賞管仲。”市租本應收歸公有,但管仲卻收歸己有,供自己享用。

按照孔子的理解,這當然是“不儉”。聯絡管仲的“尚侈”思想來看,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有客觀的一面。管仲最初輔佐齊桓公時,曾提出三個條件:

一為“賤不能臨貴”,桓公任他為上卿;二為“貧不能使富”,桓公賞賜給他齊國市租;三為“疏不能治近”,桓公立他為仲父。可見,管仲對奢侈、富貴的嚮往程度。管仲不僅自己“尚侈”,還提倡眾人也要仿效。

“嘗至味而,罷至樂而,雕卵然後瀹之,雕撩然後焚之。”他要求人們要吃那些味道最美的食物,欣賞那些韻律特別動聽的**,蛋類要先在上面畫上圖畫再煮了吃,木柴要先雕刻成美麗的藝術品再燒。奢侈浪費到這種程度,固然駭人聽聞,但是,管仲的“尚侈”思想,又是他治國策略的一部分。

管仲主張:“倉廩實而知禮節,衣食足而知榮辱。”當時“管仲富擬於公室,有三歸、反坫,齊人不以為侈。

”因為管仲的尚侈涉及到百姓的生活習慣,有擴大消費,刺激生產,富足百姓等合理的因素。但孔子仍不以為然,即所謂“管仲,世所謂賢臣,然孔子小之。”孔子認為管仲的“尚侈”做法不合時宜,不符合“儉”的原則。

關於“禮”的評價

孔子的治國之道,即“以國為禮。”對於“以國為禮”的主張,孔子有許多解釋。“能以禮讓為國乎,何有?

”“禮,經國家,定社稷,序民人,利後嗣者也。”孔子對於“政逮於大夫”非常反感,對春秋時期卿大夫們的僭越非禮之事給予了無情的抨擊。八佾作為縱橫各八列的舞蹈禮儀隊,本為周天子舉行祭祀大典時的專用儀仗。

作為卿大夫的季孫氏家祭時照周禮只可用四佾,但季桓子卻把八佾調到家廟中演出。孔子認為這是季桓子的一條大罪,“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。”三桓家族宴罷送賓或祭祖完畢時,都唱《雍》詩,孔子也非常氣憤。

“‘相維闢公,元子穆穆。’奚取於三家之堂?”在孔子看來,《雍》詩上的這兩句話只是周天子專用的贊禮詩,三家大夫**配得上動用這樣的禮樂?!

只有天子魯君才有資格祭泰山,你季康子居然也去祭泰山。孔子要冉求出面阻止這一非禮行為,無效,只好“嗚呼”說是泰山之神不會接受這種違禮之祭的。齊國是春秋時期“禮樂征伐自諸侯出”的策源地。

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,其政治謀略與實踐行為,本身就體現著對舊秩序的破壞因素,具有對舊“禮”秩序的反叛意味。這對於以恢復周“禮”為己任的孔子來說,自然不是一種合理行為,當有人問“管仲合禮乎?”孔子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對管仲非禮行為的憤恨情緒:

“邦君樹塞門,管氏也樹塞門。邦君為兩君之好,有反坫,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,孰不知禮?

”按照周禮,只有國君才有資格當門立照壁,才能在堂上設有獻酬後回放酒杯的臺子,而管仲卻做到了這些。管促的這種僭越行為,是徹底的非“禮”。如果管仲算知禮,還有誰不知禮呢?

禮在周代,具有根本法的性質。周禮是維護當時統治階級各階層秩序的根本行為準則,它的基本點是貴賤上下有序化。春秋時“禮崩樂壞”,周“禮”的地位開始動搖,諸侯為了擴張自己的地盤,擴充自身權力,不惜侵犯“禮”的規定,尤其是做為“春秋五霸”首位的齊桓公更是首當其衝,而在這其中,管仲起了相當關鍵的推波助瀾作用。

孔子倡導禮的主導作用,並讚頌周禮的盡善盡美,表白“周監於二代,鬱郁乎文哉!吾從周。”併為此對違禮的事宜四面出擊進行討伐。

這足以反映出孔子小視管子的真實心態,即維護舊秩序的懷舊心態。

5樓:匿名使用者

管仲器小哉,管氏而知禮,熟不知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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