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。

簡述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法律形式的變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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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、晉、南北朝時期對先朝的法律形式有所改進。其時律令已經有所區別，科為格取代，式的出現，比的沿用等成為變化的主要內容，特別是刑名法例的出現意義尤為深遠。（1）律的發展與法典結構的變化。

這一時期律仍是法律的主要形式。其變化較大的是律典的篇章體例的邏輯結構。首先是《名例律》的形成。

魏律把漢《九章律》的第六篇《具律》改為《刑名》篇，置於全律之首。晉律分《刑名》為《刑名》、《法例》兩篇，至北齊將晉律的《刑名》、《法例》合併為一篇，名為《名例》，冠於律首。《名例律》集中規定了封建法典的重要原則，類似於近代法典的總則。

其二是律典的篇目趨於簡約。魏《新律》在漢《九章律》的基礎上刪繁就簡，全律十八篇；《晉律》、《北魏律》均為二十篇；《北齊律》最後確立了十二篇的體例，完成了自漢律以來，我國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歷程。（2）令的發展與變化。

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，令和律一樣，仍是法律的主要形式，但其內涵開始有別於秦漢時代。律是固定性規範，令是暫時性法律。違令有罪者，依據律定罪處刑。

3）以格代科。曹魏時期，科是當時主要的法律形式。至魏明帝制定《新律》，將科按性質分為律、令。

科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形式走向衰落。北魏中期，開始以格代科，格成為一種輔律而行的法律形式。北魏後期至北齊初期，格取代律成為當時主要的法律形式。

北齊律》的頒行，律從新取得主要法律形式的地位，而格雖然與律並行，但是退回復法地位，在律無正條情況下暫作定刑依據。（4）式的出現。西魏文帝時期編定《大統式》，成為隋唐以後律、令、格、式四種基本法律樣式之一的「式」的先聲。

此外，這一時期仍沿用漢以來，用「比」和經義斷案的傳統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儒家化的表現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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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，傳統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。主要表現為：

1)「八議」入律。「八議」是指封建貴族官僚中的八種人犯罪後，須「議其所犯」，對他們所犯罪行實行減免刑罰的制度，表現出封建法律特權思想的鮮明特徵。「八議」制度源於西周的「八辟之議」主張，曹魏時期「八議」正式人律。

八議」是指：「議親」、「議故」、「議賢」、「議能」、「議功」、「議貴」、「議勤」、「議賓」。

2)「官當」人律。「官當」是指封建社會允許官吏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種特權制度，正式規定在《北魏律》與《陳律》中。「官當」制度的形成，表明封建特權法的進一步發展。

3)「準五服以制罪」的確立。《晉律》首立「準五服以制罪」的制度。「服制」本是中國古代以喪服為標誌，規定親屬之間親疏遠近的一種制度。

此時被納入法典，成為確定親屬相犯時刑罰輕重施川的原則。它規定在刑法適川上，凡服制愈近，以尊犯卑，處罰愈輕：以卑犯尊，處罰愈重。

凡服制愈遠，以尊犯卑，處罰變重：以卑犯尊，處罰變輕。

4)「重罪十條」罪名的確立。所謂「重罪十條」，是指危害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十種重大犯罪的總稱。把它作為嚴厲打擊的物件，是儒家「三綱」精神在法律中的具體體現。

重罪十條」經過《開皇律》的改造，形成了「十惡」制度，為後世封建各朝代所沿用。

簡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形式的變化與發展

3樓：勝寒dragon的知識小鋪

（1）「律」與「令」有了明確的區分。

律、令作為兩種法律形式，在中國早已有之，但兩者概念比較含混，界限不是很明顯。

西晉時，著名的律學家張斐和杜預從內容上對律與令進行界分，提出所謂「律以正罪名，令以存事制」，「違令有罪則人律」，使得律與令的區分明確。

（2）「科」的變化及「以格代科」。

漢朝時的科，泛指科條、事條，三國時期，曹魏修訂有《甲子科》，蜀漢有《蜀科》，孫吳也有「科令」、「科條」等，西晉時期，未見有科，法律形式主要為律、令、故事等。南朝的梁、陳兩代均有科三十卷。

與漢朝時期單行的科條相比，魏晉時期的科成為獨立編制的單行法規。

北魏末年，開始「以格代科」，尤其是東魏制定《麟趾格》，正式將格上公升為國家法典，科逐漸被廢棄不用。

北齊時，「律無正條，於是遂有《別條權格》，與律並行」。將律無正條的編為《別條權格》，使格作為律的補充，獲得與律並行的地位，格後來成為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之一。

（3）「式」也發生變化。

在雲夢秦簡中，已發現有《封診式》，是有關司法審判工作的要求及訴訟文書的程式的法律檔案。

漢朝時有「品式章程」，是具有行政法規性質的法律檔案。

西晉頒佈有《戶調式》，是有關戶調製、佔田制、課田制等方面的法律。

西魏大統十年（544）編訂成《大統式》，使「式」上公升為當時主要的法律形式，為隋唐所繼承，成為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