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紅樓夢》和《人間詞話》,有著怎樣的姻緣呢

時間 2021-06-16 08:32:59

1樓:羽峻

一、第一章“人生及美術之概觀”

在《人間詞話》中,研究者歧義最多的是定稿第3則與第4則:

有有我之境,有無我之境。“淚眼問花花不語,亂紅飛過鞦韆去。”“可堪孤館閉春寒,杜鵑聲裡斜陽暮。

”有我之境也。“採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。”“寒波澹澹起,白鳥悠悠下。

”無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,以我觀物,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,以物觀物,故不知何者為我,何者為物。

古人為詞,寫有我之境者為多,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,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

無我之境,人惟於靜中得之。有我之境,於由動之靜時得之。故一優美,一巨集壯也。

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此段對定稿第5則亦有闡釋:“自然中之物,互相限制。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,必遺其關係,限制之處。

故雖寫實家,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之境,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,而其構造,亦必從自然之法則。故雖理想家,亦寫實家也。

”華胥之國、極樂之土則理想家所寫,而自然界之山明水媚、鳥飛花落,則是寫實家所關注的。

王國維提出欣賞美術時的心態應該是“美術之為物,欲者不觀,觀者不欲”,這實際上就是“境界”。因為“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,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。”(4頁)《人間詞話》定稿第7則:

“‘紅杏枝頭春意鬧’,著一‘鬧’字,而境界全出。‘雲破月來花弄影’,著一‘弄’字,而境界全出矣。”“鬧”與“弄”本來全是人之行動與心理,紅杏不會在枝頭“鬧”出春意,月也不會將雲衝破讓花“弄”影,從自然現象來看,紅杏“鬧”與花“弄”影都是不可能的,寫入美術之中的只能是虛構的“理想”狀態,因此必須放棄紅杏與枝頭與春意本來的關係,月與雲與花之間的限制,但是美術中的虛構又不能隨意編造,而要遵循自然的法則,如康德所說的創造出“像似另一個自然”來,將之行動、心理投射到紅杏、枝頭、雲、月、花等上,它們也都有了靈性,因此“寫實家,亦理想家”、“理想家,亦寫實家”。

王國維認為,“眩惑”是與“優美”與“壯美”相對的,“優美”與“壯美”“使吾人離生活之慾,而入於純粹之知識”,而“眩惑”則剛好相反,“又使吾人自純粹知識出,而復歸於生活之慾”。(5頁)這也是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中所批評的,如定稿32則:“詞之雅鄭,在神不在貌。

永叔少遊雖作豔語,終有品格。方之美成,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。”為什麼美成與永叔的豔詞有娼妓與淑女之別呢?

就因為永叔之豔詞在於“描寫人生”,而美成之豔詞僅僅在於描寫“生活之慾”。

二、第二章“《紅樓夢》之精神”

《紅樓夢》第一回通過女媧補天的神話形象地依照自然“虛構”了一塊被棄在青埂峰下靈性已通的頑石的慾望即“補天”,此欲卻沒有實現,因為無才沒有入選,於是“痛苦”。

王國維認為,《紅樓夢》不僅描寫了人生的慾望與苦痛,而且還寫出瞭解脫之道。讓許多人誤讀的是,以為王國維認定《紅樓夢》的價值只在於給出瞭如寶玉出家般的解脫之道,所以也常為人詬病,但筆者認為,王國維所謂《紅樓夢》的“解脫之道”的意義在於,《紅樓夢》不僅描寫了人生的慾望與苦痛等生活現象,而且還深入思考了人生為什麼會生慾望與苦痛,並無限往復,如何才能解脫等哲學問題。所以,他說:

“美術之務,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,而使吾儕馮生之徒,於此桎梏之世界中,離此生活之慾之爭鬥,而得其暫時之平和,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。”(9頁)《紅樓夢》與《浮士德》同為描寫人類苦痛與解脫的大著,但寶玉的解脫不是早就有非凡的知力洞徹了宇宙之本質,只有絕生活之慾才能解脫人生的苦痛。所以王國維說有兩種解脫之道,“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,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。

”(8頁)《紅樓夢》中的紫鵑、惜春屬於第一種,但這是超自然的,神祕的,宗教的,平和的解脫,非常人所能。只有寶玉的解脫才是自然的,人類的,美術的,悲感的,壯美的,文學的,詩歌的,**的,換句話說,寶玉的慾望、苦痛、解脫以其真切、自然、不隔,語語都在目前,“寶玉之苦痛,人人所有之苦痛也。”(9頁)

然而,王國維的最大貢獻在於發現了《紅樓夢》之“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,及吾人之沈溺於生活之慾而乏美術之知識有如此也。”(9頁)如果我們沿著這樣“發現之旅”去品讀《人間詞話》,就不會對“五代北宋所以獨絕者在此”的判斷感到不可理解了,雖然《人間詞話》所舉的大部分作者與作品都是大家公認的,但也有一些作品是歷代詩話詞話很少提及的,其原因就在於以獨特、真切、自然之個人“境界”表現“人人”之“性質”,如《紅樓夢》一樣,真正“有境界”的詞,應該是“哲學的”、“宇宙的”、“文學的”,也就是說真正的“美術”應該回到文學本體上來。

三、《紅樓夢》之美學上之價值

“吾國人之精神,世間的也,樂天的也,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、**,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;始於悲者終於歡,始於離者終於合,始於困者終於亨;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,難矣。”(10頁)在此,王國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,那就是傳統的中國文學的取向是為了取悅讀者,而不是真切、自然地“描寫人生”,因為人生不可能總是以喜劇呈現。當然,王國維認為《紅樓夢》與一切喜劇相反,是徹頭徹尾的悲劇,目的是為了突出《紅樓夢》之價值,尤其是肯定其“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”,對傳統的中國作一個撥亂反正,並非只有悲劇才是真正的文學。

因為傳統的中國文學總是喜歡樂天的“大團圓”結局,“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,善人必令其終,而惡人必離其罰:此以吾國戲曲、**之特質也。”(11頁)實際上,王國維要說的是,傳統的中國文學有一個“習套”在:

善有善報,惡有惡報。特別強調外在的、不可知、神祕的因素對人生的規定作用,缺少真實、自然的人性與人情,這樣寫出的作品即便是受到讀者的喜愛,但怎麼能說“不隔”呢?“樂天”的精神也與“憂生”、“憂世”相對。

《人間詞話》定稿25則:“‘我瞻四方,蹙蹙靡所騁。’詩人之憂生也。

‘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,望盡天涯路’似之。‘終日馳車走,不見所問津。

’詩人之憂世也。‘百草千花寒食路,香車系在誰家樹’似之。”

叔本華說,悲劇有三種,第一種是極惡之人造成的,第二種是盲目的命運造成的,第三種悲劇則是普通人的悲劇,由於劇中人的位置、關係等相互作用不可不產生的悲劇。第三種悲劇是王國維認為真正的文學應該表現的悲劇:“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,但由普通之人物、普通之境遇,逼之不得不如是;彼等明知其害,交施之而交受之,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。

”(11頁)這種悲劇遠比第一種、第二種悲劇感人,因為前兩種悲劇雖令人恐懼,但並不是普通人物人人都可能遭遇的,旁觀這樣的悲劇最多隻令人唏噓感嘆,因為有著距離,所以“隔”。而第三種悲劇,則是隨時隨地都可能降臨到每個人面前,“且此等慘酷之行,不但時時可受諸己,而或可以加諸人;躬丁其酷,而無不平之可鳴: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。

”(12頁)這種悲劇是人人不可避免的,所以“境非獨謂景物也。喜怒哀樂,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,真感情者,謂之有境界。

否則謂之無境界。”真景物、真感情不過“通常之道德”、“通常之人情”、“通常之境遇”而已。只有這樣的“真景物”、“真感情”才能使讀者動情、動心,凡是稍有審美意識者,都有這樣的經驗:

感同身受才不隔。

“昔雅裡大德勒於《詩論》中,謂悲劇者,所以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之,殊如恐懼與悲憫之二者,為悲劇中固有之物,由此感發,而人之精神於焉洗滌。”(13頁)因此倫理學上的價值與美學上的價值是相合的,真正的美術不僅能給人以真(精神)、還能使人感受到美(美學上的價值)、進而還讓人受到心靈的盪滌與淨化以達成善(倫理學上的價值),這不僅僅是《紅樓夢》的價值,也是《人間詞話》以“境界”評詞的價值。“叔本華置詩歌於美術之頂點,又置悲劇於詩歌之頂點;而於悲劇之中,又特重第三種。

”(14頁)因此,《人間詞話》說:“客觀之詩人,不可不多閱世。閱世愈深,則材料愈豐富,愈變化,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之作者是也。

”四、《紅樓夢》之倫理學上之價值

王國維何以認為寶玉之解脫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呢?根本原因不在於解脫,而在於寶玉的解脫代表著人與文學從傳統的倫理的、政治的、世俗的附庸之下解脫,對傳統倫理道德而言,寶玉“固世俗所謂絕父子、棄人倫、不忠不孝之罪人”,但卻是找到“真我”的人。“若開天眼而觀之,則彼固可謂幹父之蠱者也。

知祖父之誤謬,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,顧得謂之不孝哉?”(15頁)在王國維看來,寶玉的解脫不僅不是大逆不道,反而是不忍讓祖輩、父輩的謬誤重蹈覆轍,應該稱之為大孝!從美術上言,《紅樓夢》扭轉了傳統**的誤謬,從詩歌而言,李後主也扭轉了傳統詩詞的誤謬。

所以《人間詞話》定稿15則說:“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,感慨遂深,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。”一般庸常者只看到眼前的表象,只有“開天眼而觀”世界的天才能“眼界”大,“見者”真,“感慨”深了。

王國維還對美術的價值作了精闢的論述:“美術之價值,對現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,非有絕對的價值也。其材料取諸人生,其理想以視人生之缺陷逼仄,而趨於其反對之方面。

如此之美術,唯於如此之世界、如此之人生中,始有價值耳。……美術之價值,存於使人離生活之慾,而入於純粹之知識。”(16頁)王國維實際上在此接觸到了讀者接受的核心,美術的價值並不是對任何時代的任何人都有價值,或者說產生共鳴。

在《人間詞話》中王國維將此理論運用於詞的創作方法:“‘西風吹渭水,落日滿長安’,美成以之入詞,白仁甫以之入曲,此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。然非自有境界,古人亦不為我用。

”(《人間詞話》手稿47則)

五、餘論

首先批評當時讀**者是以“考證之眼”讀之,紛紛考證書中主人公是誰,這自然是針對當時那些“索引派”而言。“夫美術之所寫者,非個人之性質,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。惟美術之特質,貴具體而不貴抽象。

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,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。”(19頁)這是王國維文藝思想的核心,也可以說是其“通”的世界觀與方**在文藝思想中的具體體現。“個人”則是“小我”,處處“有我”,“人類全體”則是“大我”,便是“無我”。

只有“善於觀物者,能就個人之事實,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”,所以“後主之詞,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《燕山亭》詞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生世之戚,後主則儼有釋迦**擔荷人類罪惡之意,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”(《人間詞話》定稿18則)

王國維認為,《紅樓夢》的主人公,不管是賈寶玉,還是“子虛”“烏有”先生、納蘭容若、曹雪芹都可以,因為只要能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的美術都是成功的作品,其表面是講對考據、索引派的態度,實際上談的是審美理想。如果因為納蘭容若的詞中有“紅樓”、“葬花”等語,就認為賈寶玉為納蘭容若,未免太牽強了,因為詩人與**家的語言往往有很多“偶合”之處,即“造境”造出了“像似另一個自然來”。如果因為《紅樓夢》第一回“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”一語就認為主人公為曹雪芹自道生平,那就不是**,而是自傳了,之所以讀者讀之覺其“真實”,正是因為“寫實家亦理想家”。

“如為書中種種境界、種種人物,非局中人不能道,則是《水滸傳》之作者必為大盜,《三國演義》作者必為兵家”,自然這是無稽之談了。這裡的“境界”與席勒之“state”(狀態)相近了。我們還可注意的是,王國維在此引用了叔本華《意志及觀念(表象)的世界》一大段文字,其中的“階級”一詞值得我們深思,因為此“階級”與《文學小言》第5則即《人間詞話》“三境界”說的“母本”“三階級”在內涵上極其吻合。

“人類之美之產與自然中者,必由下文解釋之:即意志於其客觀化之最高階(人類)中,由自己之力與種種之情況,而打勝下級(自然力)之抵抗,以佔領其物力。且意志之發現於高等之階級也,其形式必複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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